担心得罪年轻选民,又承受不住美施压,台当局在兵役问题上躲躲闪闪******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民进党“九合一”惨败后,兵役延长问题成了烫手山芋。一方面蔡英文当局为了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不敢得罪年轻人;与此同时,美国施压又使兵役延长问题箭在弦上。台媒为此质问道,若兵役延长与军购都因美国的压力,这样的当局还能让民众相信吗?
“当然是政治算计”
台湾《中国时报》19日称,台“国防部长”邱国正多次表示希望兵役延长案能在12月底前公告,如今距离摊牌时刻只剩下不到两周,但政策仍未宣布。原因就在于蔡英文办公室为选举考虑,企图以拖待变。根据台“兵役法”规定,如果义务役期延长一年以内,经“行政院”公告后一年即可实施。也就是说,如果今年12月底前公告,可在2024年实施,如果今年底前未公告,明年才公告,就得等到2025年才能实施。
一名军方官员称,如果是担心对2024年选举造成冲击,“现在不宣布,明年岂不是影响更大?”而如果能赶在今年底前公布,2024年正式恢复一年兵役期,经过精算,2024年满18岁的男子多数都在念大学,第一年征到的役男仅数千人,“连1万人都不到”。报道称,台陆军规划编5个后备新训旅,现已编成步兵117、109、101这3个新训旅,会在明年做好准备。前台南县长苏焕智18日透露,他一个朋友告诉他,民进党选举大败检讨,将延长兵役议题导致年轻人不投票列为败选原因,所以现在不敢再讨论延长兵役问题,怕影响2024年选举。他痛批,如果这个消息属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民进党整个党恐怕会被台湾人看破手脚,蔡英文和赖清德应该出来讲清楚。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痛批,民进党凡事都是政治算计,“兵役延长案会不会有政治算计呢?当然是政治算计”。
处理好两岸关系是根本
台“行政院长”苏贞昌18日针对兵役问题称,兵役延长案已在做最后整理,但关于防务、“外交”、两岸,这是蔡英文的职权,“行政院”会全力配合,有新做法会向民众报告。台“国防部”发言人18日称,役期调整议题所涉范围广泛,必须考虑国际及区域情势、防卫作战需求、提升台军战力及役男生涯规划等多方面因素,目前仍在以统整方式缜密研议。联合新闻网称,台军各部门目前仍在朝着不通过“立法院”修法的途径,以“恢复征兵制”、延长役期为一年进行规划,并且安排配套措施。
台军内部对于兵役延长看法不一。台“退辅会主委”冯世宽19日称,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实在太短,延长军事训练役合情合理,“的确要当一个战斗兵或者战斗人员,4个月的时间是不够的”,现在就是静待“国防部”的研究。有退役将领认为,兵役不但要延长,而且要延长到两年,延长到一年并不够。
但也有军方人士认为,现在台湾部队训练资源不足,再加上干部缺乏见识、知识、胆识情况下所形成的“部队文化”,无法吸引年轻人,军队又不愿投入扎实的训练,役期即使延长至一年,只具有心理安慰作用,既提升不了战力,又浪费了资源。该将领直言,民进党应该处理好两岸关系,这才是根本,延长役期不是解决之道。这次“九合一”选举,在野势力提出的“票选民进党,青年上战场”,使民进党全面崩盘,老百姓用选票清楚告诉民进党,他们不要战争。
蔡当局不敢违逆美方
延长兵役问题对民进党当局来说,似乎已是箭在弦上。《中国时报》19日称,如果民进党按照规划于12月底前宣布,等于承认当政多年把台海推到兵凶战危的处境,对2024年选举怎么会有利?但“役期延长是美方的要求,蔡政府咬牙也要推”。美国要台当局强化台军后备战力,蔡当局如实推动;美国要台湾增加防务预算,蔡当局照办;现在要台军恢复征兵,延长役期,“尽管对选举有影响,蔡政府也不可能违逆美方”。
所以,绿营目前就是试图把责任推到台军和马英九头上,要军方承认马当年推动募兵制是个错误。联合新闻网19日嘲讽称,当下绿营比蓝营更爱高喊“重视国防”,但是一旦出状况、抢着要自保时,台军永远不是绿营自己人,总还是要推出去挡子弹。《中国时报》19日称,马英九当局当年实施募兵制有两大背景:一是两岸关系缓和,二是役期只剩一年,等于年年在训练新兵,浪费军中资源,也浪费年轻人的时间。而且蔡英文2016年参选前推出“国防蓝皮书”,表示支持募兵制,为何直到美方要求才想恢复征兵制?文章称,美方要台积电赴美设厂,上千名工程师及家眷赴美,美国打什么算盘,绝大多数民众都看得懂,因此在11月26日举行的“九合一”选举中以选票作出回应,那就是民众不希望台湾变成战场,“选举惨败的民进党,还看不出问题出在哪里?”(环球时报)
与名人交往忆事******
苏戈
我到中新社当记者,是在五十年代初中新社刚成立不久。副社长王纪元同我谈话说:“中新社处于起步阶段,在社会上还没有影响,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特别是要邀请国内知名人士及文艺界名家为我社撰稿,扩大海外影响。”
那时,当一名文艺记者也有很多困惑。如文艺界名人生活习惯的差异,已经成名的人士不在乎多一次的扬名机会,加上许多人士或单位不认中新社的牌子,所以我开始工作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人家不理睬摔电话、吃闭门羹,特别是同新华社、《人民日报》多家中央级媒体记者共同采访时受到冷落等,让我觉得很伤面子。再加上社内也有很多规矩限制,如要了解外报转载的文章落地情况,只能查看进步报刊,中、“右”的报不得借看等,这给开展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当然,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对中新社的了解不断深入,工作逐步开展,我的工作得到绝大多数各界名人及文艺单位的支持与帮助。更有许多青年人对我这份能经常接触明星、歌星等文艺界人士的工作极为羡慕。每当忆起当年那些人和那些事,我也倍感欣慰,难以忘怀。
老舍先生的幽默与认真
有一次采访老舍先生,我带上介绍信到乃兹府老舍先生宅院(现改为老舍先生纪念馆)。见到老舍先生后,我将信递交过去,先生看了信便问:“中新社和新华社有何不同?”我将中新社是民办通讯社,社长为金仲华,供稿对象是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等一一道来。先生边看介绍信又问:“是民办通讯社?”“是啊!是啊!”先生认真地重复问,我又重复回答。看来先生对“民办”两个字有不解之处,我也无法解答更清楚。这时坐在旁边的老舍夫人胡絜青大姐笑着说:“民办就是民办。”大家互相看着笑了起来。那些年我经常麻烦老舍先生,凡是遇到年节、假日、祖国大庆,便邀请先生为我社撰写文章。只要先生能抽出时间,他绝对愿意帮忙。
如今老舍先生已谢世,他给世人留下了不朽的作品。他的作品不仅生动表现了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也写出最底层人民的疾苦,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面貌。老舍先生是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人,让人永远怀念。
张恨水状告中新社
张恨水是位著名言情小说家,一生撰写了120多部小说,大量的散文、诗词、游记等作品,是位多产作家。他的著名小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夜深沉》等多部作品均拍成电影及电视剧,影响极广。我很早就阅读了他的小说,也可以算是他的“粉丝”吧。1956年夏季的一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前往西四砖塔胡同一座四合小院拜见张恨水先生。当我推开小院便门时,见到先生和夫人正坐在亭院中八仙桌旁饮茶。夫人很娇小,像是南方人模样。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先生说话语气低沉,言语不多,似乎有心事,或对当下新中国建立不久的环境不适应?当我问起先生近期有何大作时,先生不直接回答,只说没有什么事,很闲,有时在附近遛遛弯。我根据他说的现实情况,提出请先生为我社撰写一篇《北京街头见闻》,先生答应了。我便不打扰,起身告辞。没过几天我接到了先生寄来的文章,大约四五千字,交给组长黄嘉锦处理。黄嘉锦组长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地下党员、菲律宾归侨,能干,有魄力。他大刀阔斧将张恨水先生文稿压缩成二千字,便发往香港报刊。事过半个多月,王纪元副社长叫组长和我到他办公室,告诉我们说:“张恨水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告了中新社,说‘对作者不尊重,不负责任,随意改动作者文章’。”发生这种事对中新社影响很不好,组长和我都挨了批评,我们也做了检讨并吸取了教训。尽管我们给张恨水先生带来不愉快的经历,但先生以大度的胸怀仍应邀为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撰写了多部长篇章回小说,对外报副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为此,我们很感谢张恨水先生。
批斗“电影皇帝”崔嵬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兼导演崔嵬先后拍摄了《青年之歌》、《小兵张嘎》、《杨门女将》等多部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影片,并在电影《红旗谱》、《宋景诗》、《海魂》中扮演了不同类型的角色。1962年,由《大众电影》读者投票评选的“百花奖”对崔嵬在电影《红旗谱》中扮演的朱志忠这一纯朴、善良、勇敢的农民形象给予了极高评价,授予他最佳男演员奖。为此,我写了一篇《访最佳男演员崔嵬》,刊登在《中国新闻》稿本第二部分。此稿很快被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转载,香港《大公报》刊登时将标题改为《电影皇帝”崔嵬》。据了解,当天香港街头报亭《大公报》销量剧增,受到香港居民的欢迎。没料到,“文革”期间,“电影皇帝”这篇改动标题的文章给崔嵬凭空增加了一条罪状。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位延安时的共产党员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了,被那些不了解内外社会制度区别的群众揪斗不放,吃了不少苦头。“文革”过后我又见到了崔嵬,向他表示谦意,“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崔嵬用他那山东人特有的宏亮嗓音,直爽、坦然地说。是啊!灾难是过去了,如人有再提起那段历史故事,就当笑话讲给后代听吧。
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
1966年“文革”伊始,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通讯组曾两次报道有关京剧艺人言慧珠的文章,这两篇大毒草应受到批判……。我看了大字报很气愤,有同志支持我反唇相讥。我想想还是冷静下来。1960年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从上海来北京开会时,我采访了她。当时,她是上海戏曲学校副校长。她向我介绍了培养京剧接班人的情况,并对京剧艺术后继有人充满信心。同年夏季我从上海晚报上看到一则关于言慧珠、俞振飞结婚的短讯,即写信邀请她为我社撰写一篇蜜月旅行见闻之类的文章。言慧珠很热情,很快复信。信中说明:他俩畅游长江,欣赏了祖国美丽山河,看到了长江两岸人民的美好生活等。她还说,他们回上海已过多日,不是新闻了,如需要,请我代笔,用她名字发表。我根据言慧珠的委托及信中所描述的情况,写了一篇《言慧珠、俞振飞蜜月旅行追忆》,发给香港。香港及海外有些报纸很快采用。因为这种文体的稿件通讯组曾发表过多篇,很受外报欢迎。记得《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一稿不仅被多家外报转载,而且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人的肯定及表扬。言慧珠是著名须生言菊朋的爱女。言慧珠才艺双全,扮相秀美,唱腔清亮圆润,深受广大京剧爱好者的喜爱。俞振飞是著名小生,是梅兰芳的搭档,他不仅在国内扬名,而且深受香港、台湾及海外京剧爱好者关注。再说,当年通讯组每三个月就要全面检查所发出的文稿,如有问题早就挨批了;其次,所报道的对象,不是个人喜爱而是因工作需要,符合我社规定的爱国主义报道方针。这场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未能掀起更大地浪花,没过多久,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
拜见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本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领导给了我这任务,只有服从别无二话。领导交代:请邵力子先生撰写一篇国庆十周年观感,不谈人口问题。我领会了精神,随即前去拜访邵先生。邵力子先生是浙江绍兴人,讲话略带乡音。他是1949年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主要人士之一,主张国共合作,后因谈判破裂,邵先生主动要求留在北京未回台湾,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等要职。邵先生很热情也很健谈,待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很快应允。他认为,建国十周年各方面变化很大,特别是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尊重,对宗教信仰的自由政策等,给先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我采访结束起身告辞时,邵先生又问我是否看到了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有关计划生育及人口问题的文章,接着他很激动地讲道:他曾在1953年时,在一次重大政治决策会议上提出中国人口过多,需要计划生育的观点;还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人口问题做了专题发言。邵力子先生说:人口多是好事,但在经济和物质不够发达的社会环境中,控制人口刻不容缓。他的观点有三方面:第一,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不利;第二,生子女多对妇女身体健康不利;第三,对儿童成长教育不利。我聆听了邵力子先生关于人口问题见解与观点,极为敬佩和赞同。但是当年有关人口问题的政策是学苏联,是国策。这一观点又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表示同意?我做为一名记者更不敢随意表态。先生看我没任何表情,一定是大失所望。很遗憾,如果先生不在“文革”中故去,如果先生能活到现在,看到中国人口增势得到控制,经济发展,国富民强,定会感到欣慰。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